2月22日，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全球副总裁朱民在“五道口在线大讲堂”上，讲授了他对此次疫情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看法。
公开资料显示：
朱民博士目前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英对话机制“一带一路”金融与专业服务公使，复旦大学校董，也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常务董事，彼特逊国际经济研究院董事会董事。朱民博士于2011年7月至2016年7月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此前，他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银行副行长。他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授经济学。
朱民博士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与硕士学位，从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并从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他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董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并荣获复旦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杰出校友奖。他在2014年获《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奖，2015年获《影响世界的华人大奖》，2016年获《10年全球金融风云人物》奖，2018年获《影响中国年度学者》奖。
如何理解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如何推动疫情后的经济反弹？在2019年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关口后，2020年如何迈向高收入阶段？
朱民认为，从总需求、总供给和整体宏观经济周期环境看，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非典”疫情。他援引数据回顾，2003年“非典”疫情后，投资、贸易以及房地产等领域反弹非常强劲，但消费全面反弹比较困难，需要很大的力度来推动。
朱民强调，疫情作为一次外部冲击，疫情后存在反弹，但我们需要一个强劲反弹，所以需要十倍努力。
今年前两月电影、演出、旅游消费骤降
疫情将如何影响经济？朱民认为，从总需求、总供给和整体宏观经济周期环境看，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非典”。
消费方面，朱民指出，通过大数据的调研，我们估计今年1-2月期间，线上、线下消费可能会下降。比如线上的社会零售消费下降幅度不大，17%左右。
朱民演讲ppt（图片来源：国是直通车）
但是非数字化消费，餐饮业会下降60%左右；日用百货就包括口罩等，因为口罩需求上升，我们假设是持平；但电影的票房估计会下降92%，专业演出、赛事全部关了，下降90%，旅游休假会下降97%。
总的来说，朱民估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会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相当于去年总消费的5.5%，如果把消费需求折换成经济增长的话，第一季度消费肯定是负增长，对第一季度gdp会连带着个3~4个百分点的影响。所以影响还是很大，对此要有深刻的理解。
在总供给方面，朱民认为，这次新冠疫情影响区域大幅超过“非典”，整个供给面大规模受到影响。停工大约20-30天，经过调研发现，复工难的原因，主要还是物流，物流、人流、交通流不通，鉴于这次疫情的影响面都达到了全国60~70%以上，产业链的恢复非常困难。
反弹是必然的但需要十倍努力
朱民认为，消费可以反弹，但很难全面补回来。“2个月没出去吃饭，不可能后面完全补回来。所以2003年的消费增长低于2002年，但是2004年保持了强劲增长。”
但他也表示，“反弹是必然的，但我们需要一个强劲反弹，所以需要十倍努力。”
据微信公众号“国是直通车”，朱民提出了实现2020年经济和社会增长目标的七大政策抓手：
迅速启动复工，时间就是效率；
实际落实复工，物流、人流，资金支持，财政支持，政策支持；
从重点产业开始，产业链恢复；
全力拉动贸易恢复和出口；
全力拉动和鼓励疫情后的消费；
政府加大和提前采购，拉动总需求；
以抗击疫情中的科技创新经验为基础，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数字化。
从整体环境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与非典时期有何不同？恢复难度有什么差异？
朱民援引数据表示，2003年“非典”后，中国整个投资一直上升，反弹非常强劲。2003年工业增长有季度下调，之后就是直线上升。贸易，有第一季度下跌，以后就反弹，维持上升。贸易反弹也是非常强劲。年度房地产有很大下降，但以后就开始反弹，很强劲。整体上，2003年房地产销售比2002年上升31.9%。
“总的来说，2003年经济有强劲反弹，消费比较困难，靠投资、房地产、贸易拉动，使经济继续增长。”他表示，从结构上看，反弹和恢复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消费角度，需要很大力度来推动，但反弹是客观存在的。
但现在整个经济周期、外部环境和2003年“非典”时期完全不一样。“2003年是全球性的上升周期，中国也是上升周期，所以有非常迅速的经济反弹。今天这个环境，也会变得相对困难。”
“好在投资和工业是稳住的。2019年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减税、鼓励投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支持等，工业增速2018年也稳住了，还在上升，还是有个很好的基点可以继续反弹”，他说。
提高非市场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2019年经济数据显示，gdp总值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具体为99.0865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朱民指出，2020年是我国的特殊时间点，是人均gdp一万美元走向一万五千美元的起点。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突破点在哪里？
朱民分析，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都有着基本相似的轨迹——农业就业水平直线下降，工业、制造业就业水平先上升再下降，只有服务业在一直上升。中国也沿着类似的结构不断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比重在不断下降时，我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超过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具体来说，他指出，我国的市场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高，但非市场化的不高。所以问题进一步变成如何提高非市场化的劳动力生产率。比如，金融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低，商业的很高，但信息等产业劳动生产力很落后，同样，教育和医疗的生产率很低，不过美国的也不高。
朱民强调，进一步改革开放，提高非市场化的劳动力生产率，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疫情后的恢复会走上新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他说：“本次疫情发生时，中国已经是网络大国，全社会数字化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数字化技术支撑了疫情信息传递、防控，基于强大的网络和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互联网和数据智能技术助力科研检测、信息服务、疫情防控、物资供应、甚至捐赠等，极大提升了本次疫情防控的效率。
同时，疫情期间的社会经济运行，如生活服务、在线医疗和办公学习等，也因为数字经济出现了新的生态。
“线上教育、娱乐、医疗、娱乐、办公，都得到了跳跃式发展，这是很大和很新的变化。”朱民认为，“疫情后的恢复，会走上很大规模的新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过程，这个对整个经济的推动和影响，以及对长期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认为，科技创新既是抗疫的有力工具，也在成为反弹的新经济增长点。“如果疫情期间可以线上做，为什么不能成为常态？如果成为常态，以后中国的数字经济会上一个大台阶。”
朱民指出，抗疫引发了中国新一轮数字化高潮，未来会出现数字化社区，因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现在通过线上登记、每日健康跟踪，整个数字化治理的框架正在形成。